新中国体育回溯 乒乓球如何转动了地球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soloya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9日 点击数:
在新中国初期,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排斥,体育担当了超越其自身的职能,几乎任何重大的体育比赛背后,都事关国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关系。面对赛事,做、不做、如何做,都成了从上到下相关部门需要审慎考量的事件。
 
 
“乒乓外交”就是当年打开沉重国门的第一个成功的体育尝试
 
 
 
1971年3月15日深夜11点多,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鲁光。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听到屋外人喊道:“赶快到南三楼集合。”
 
 
这位后来因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一炮而红的作家,当时是国家体委宣传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体委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做31届世乒赛代表团的秘书。
 
 
1971年初,国家体委大院还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授意下,文革中受波及最大的乒乓球队开始恢复训练。文革的阴影尚在,但清脆的乒乓声响,还是打破了一些沉郁的氛围。
 
 
“冒死”参赛日本
 
 
“上飞机前,所有人心想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鲁光急忙穿衣下楼,快步赶到会场,代表团的成员已全体到齐。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主持会议。韩念龙说,自己也刚刚接到总理电话,让大家再次商量一下,究竟要不要去参赛。
 
 
“中国将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乒赛”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布在了《人民日报》上。可是,在备战期间,关于究竟要否参赛的争议还一直未停息过。出发在即,这样的讨论再次被郑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
 
 
代表团成员个个面露难色,据鲁光回忆,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当时国内政治过于敏感,还是不参赛为好;另一派则坚持,既然已经答应了日本乒协,就应该信守承诺,按时参赛。争执不下,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
 
 
最后,应总理的指示,代表团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汇报讨论结果。听取了各方汇报后,总理当即拍板,“权衡左右,我们还是应该去参加”。并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1500余字的请示信。
 
 
第二天,即收到毛泽东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主席这样的语词并非虚张声势。日本右翼影响颇大,特别是1970年11月,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引起轰动。在中国参赛之前,右翼人士也公然挑衅,“敢来日本参赛,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乒乓名宿梁戈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接下来,是具体安排参赛的细节。“不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总理为本次世乒赛定下的总基调。但是政治立场也必须鲜明,“比赛中遇到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中国队将拒绝比赛”。
 
 
临行前,每一个细节都细心准备,连要不要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这样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按照总理的要求,“下了飞机,就不要戴毛主席语录了,一些小的像章可以戴,大的不要戴了”。
 
 
临行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握着鲁光的手,总理嘱咐道:“万一有闪失,你们工作人员一定要冲在前面。”
 
 
3月17日,代表团开赴广州,转机前往日本。离开北京前,大家都纷纷跟家里托付了后事。“在广州,我们受到了广州军区领导的亲自接见,并且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梁戈亮说:“上飞机之前,还组织我们看了《上甘岭》,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心里想着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按照总理事先的安排,为以防万一,代表团成员分乘德航和加航的飞机前往。梁戈亮说,当时很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前赴后继”。两家航空公司看中了中国未来巨大的市场,都非常重视,亲自派经理压阵。起飞前,已想好了对策,一旦飞机出现意外,绝不在台湾降落,直飞上海或者香港。
 
 
承载国人的重托,这些刚刚经历了红色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青年人,作为先头兵,冲出了重重铁幕,亮相在世人面前。
 
 
惊心动魄的日本之旅
 
 
代表团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
 
 
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中国代表团一行60余人的队伍,就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全世界睁大好奇的眼睛,审视着这群走出封闭国门,重新亮相的年轻人。
 
 
中国队所到之处,总是一队记者相随。鲁光在代表团里分管宣传、礼品和保卫工作。每天都要应付记者的热情“骚扰”。敏感的记者们对他们说,你们中国代表团要么不发生新闻,要么就是大新闻,抓住了我们就可以提薪,抓不住可就要丢饭碗。
 
 
抵达日本后,代表团发现政治形势仍相当严峻,中国队下榻的旅馆四周,聚集着许多右翼分子,他们举着牌子,高喊一些反华的口号。作为东道主,日本政府对中国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代表团出行,也是前后左右摩托车护航。
 
 
代表团和反华人士间的斗法,如今想来,仍很惊心动魄。鲁光回忆说,在旅馆里讲话是要悄声细语的,以防隔墙有耳。为了防止窃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要打开录音机,大声放着“样板戏”,即便这样,还是经常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内容,第二天早上所有记者就都知道了。
 
 
后来他们才听说,当时的窃听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距离几百米,只要用仪器对准那扇窗子,所有的话都能捕获”。鲁光说。
 
 
尽管防范严密,也难挡反华势力的侵入。不知何时,国民党的“策反信”,通过门缝塞进了屋。上面写着:“你经过了这么多年痛苦的审查,好容易出来了,赶紧投奔自由世界吧”之类的话。鲁光负责安保,一旦发现信件,赶紧报告团长,把各屋的信件集合在一起,全部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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