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的那一天和国内的大多数运动队一样，天津网球队的成立和1959年9月召开的首届全国运动会息息相关。全国20个省市组队参加了这一届全运会的网球比赛，天津便是其中之一。
五十年代的网球堪称上海“一家独大”——无论是群众层面还是专业队伍，网球在全国大多数地方绝无流行征兆。于是为了巩固全运会带来的网球热度，赛后北京、广东、四川、湖北等10多个省市正式组建了网球队，这其中就包括了天津网球队的前身河北队。
辉煌的帷幕
首届全运会作为国庆十周年的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其意义和重要性在其时不言而喻。天津市遂决定把水平最高的业余高手拉到一块儿，这些人身份迥异，男队员中张大陆刚刚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在天津炼油厂做技术员；他的弟弟张大诚和另一位队员张皆成还在学校读书；马景荣是位出色的胸科大夫；温诚中则是颇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女队员中，张才金是归国的印尼华侨，章静兰则来自河北省。
在今天看来，这样一支七拼八凑的队伍颇有些“杂牌军”的味道，但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硬是将集训组织了起来。六七个年轻人住在条件简陋的云南路体育训练班中(现市体育局招待所)，自己动手用草席搭建了一个只能容纳一片场地的棚子，虽不御寒，却可勉强挡风。如今这片“遗址”已成为成都道体工南楼，斑驳的楼面间依稀可辨当年的峥嵘岁月。
一次，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将军来津打球，看到队员们在大棚里训练的场面，极受震撼，当即表扬了天津队员刻苦拼搏的精神。回忆起这些细节，后来成为国家队教练的张大陆指导仍然记忆深刻，如在眼畔。
算起来，这大概开创了中国网球队冬季集训的先河，从此被多地专业队纷纷效仿。而集训的直接成果就是“杂牌军”一路战胜四川、湖北、北京、广东等强队，收获首届全运会团体总分第四名，胸科大夫马景荣男单摘铜，并与张大陆、张才金搭档获得了男双、混双的第三名。
全运会后，马景荣因为工作需要回到医院工作，后来他去了香港继承祖业。而张大陆、张才金、张大诚、孙家琛、张风发、吴文茹、田永文和林荣国等人留队，成为了第一批天津网球队成员。
这一切发生在1960年初，天津网球其后延绵整整半个世纪的辉煌自此拉开帷幕。
中断的历史
事实上，天津网球的发端很早，这亦是港口城市得天独厚的便利。清末时一大批外国传教士、商人来到中国，网球运动首先出现在租界区。在天津今日仍然保留的法、意风景区内，一些年代久远的网球场清晰记载了逝去的故事。
天津市网球运动中心副主任唐家瑛教练是亲自经历了天津网球所有五十年变迁的代表人物，他亦是目前国内专业队在职时间最长的网球人之一。1960年，唐家瑛进入体工大队，在天津体育训练班练习羽毛球。“我只打了几个月羽毛球。因为当时只在和平区有一个天津人民体育馆，这是市内唯一的室内运动馆。篮球、排球、羽毛球都要争场地，人家是传统优势项目，羽毛球争不过，不久就暂时解散了。”
没了组织的唐家瑛很快被缺人的网球队看上，他与戴东豪、张国升、孟昭英、张继美、沙玉芙等小队员一起进入网球队。
最初的记忆似乎并不幸福，“我那时只有17岁，正好赶上自然灾害，到1961年伙食就不行了，没吃的东西，一运动就容易饿，所以训练也就不怎么开展了。我记得偶尔才能吃一顿黄豆，就算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与此同时，有一件大事发生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赴瑞士日内瓦开会，会间休息他打了一次网球，没想到竟引发外国媒体的巨大轰动，“中国共产党的外长还会打网球？网球是‘贵族运动’，中国怎么打得起？”归国后陈毅感慨万千，遂提议在1962年组织第一次“全国十单位网球赛”，并邀请各国驻华使节、新闻媒体参观采访。
唐家瑛回忆说：“9月我们来到北京比赛，当时有个室外网球场，就在国家体委对门，现在拆了。全国比较厉害的运动员全都去了，将近百来号人，梅福基、朱振华等50年代的高手都在。”邀请赛后，大受鼓舞的队员们加倍努力训练，到了年底，张大诚、张国升入选国家体委首次大规模全国集训队。
1963年张大陆作为教练率领国家集训队出征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取得两银四铜的佳绩，次年女队员孟昭英入选国家集训队。“那时候的天津队不算最强，但也能在全国比赛中排进前列。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我和张大诚、张国升组成队伍，得到总分第六。这之后文革开始，我们也就不怎么练了，一直到1969年队伍解散。”
逼出的工头
虽然时隔四十余载，但唐教练的口吻中仍然透露出深深的遗憾，对一个视网球为生命的运动员来说，没有什么比剥夺他打球权利的事儿更令人痛苦了。“那时候，运动员算是干部指标，上面提倡‘万名干部下工厂’，张大陆教练和我就都下去了，我去了天津第四铁丝厂工会工作。大陆的弟弟张大诚当了场地工。”
不堪回首的往事一直持续到1973年，全国陆续恢复网球运动。“也是为了备战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时任体委主任听说天津网球从前搞得不错，就把我和张大陆教练找了回来，临时组成队伍。可球队只有我们俩人，没有队员——‘光杆司令’哪成啊？”
“我说网球是个周期性很长的运动，从小培养起码得五六年才能成才。可军管不干了，他说全运会必须出成绩。”无奈之下，已经32岁的唐家瑛亲自下场，带着弟子倪长虹拼尽全力，拿了个双打第七名。
幸运的是，这批经过试训入队的小队员很快成长了起来，黄晨、倪长虹、刘士勇、李萍此后成为天津网球的骨干。他们没有训练场，就利用足球练习场的斜坡墙训练截击和高压。两位教练带领6个刚刚十三四岁的孩子将干部俱乐部荒废了20年的三片场地修复一新。
聊起这些细节，唐家瑛的记忆似乎一下子被开启了，“干部俱乐部解放前就有网球场，里面有舞厅、游泳池、壁球馆，达官贵人们消遣的地方。解放后网球场就闲置了，我和张教练找过去的时候，一个管后勤的职工听说我们要自己修建，撇撇嘴说——你们俩啊，唾沫儿粘家雀儿——不可能的事！”
“到实地看后还真吓了一跳，芦苇丛足有半人高。我们借来手推车运粘黄土，加一点洋灰撒匀，接着压场地、浇大水。球场最下面是煤渣，中间是土，最上面铺细砂。拉碾子、丈量画线、埋网柱、焊接，从头到尾全部自己干。”一直到今天，唐家瑛对这些“工地活儿”仍然如数家珍，“工具是借的，场地是借的，从干部俱乐部到人民体育馆，最后来到网球中心，打一枪换个地方，到一个新地方又造一次场地。我记得除了买过3个球，啥也没花钱。”
“其实一直到1979年四运会前，我的记忆始终没有脱离开‘艰苦’两个字，好在苦中作乐，那时候发自内心的充实愉悦感又是后来无法体味的了。”1977年，天津网球队被正式编入天津体工队，很快，他们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即将到来。
最好的时光
1975年的那届全运会后，意识到后备人才重要性的天津网球队开始四处招收小队员，三位后来与倪长虹一道构成天津男队历史巅峰的人物逐渐进入视线：刘树华、王金禄、高滨。时任天津队主教练的张大陆说：“我们去中小学挖苗子，说来也巧，我的爱人刚好是刘树华的小学老师，她对我说这孩子是打乒乓球的，身体条件好，脑子灵活。”张大陆只看了刘树华一眼，就此改变了彼时“兵乓小将”的人生轨迹。
危机感精神
同期入队的王金禄原本是踢足球的，顽皮的他正在希翼着容志行、左树生的绿茵传奇，不想莫名其妙就转了行。如今已是天津网球队主教练的他回忆说：“我是1977年正式成立天津网球队后进队的，一共五个男孩一个女孩，训练条件很艰苦。一天三练，运动量大，每天还必须出早操。那阵儿全国每年只有一个单项赛、一个团体赛，剩下的九个月都是枯燥的训练。”
全队只有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看新闻就成了王金禄和刘树华最快乐的时光了，“我们这批人集中在1960-1962年出生，入队时刚刚小学毕业，也不懂多少事，就感觉教练员非常刻苦敬业，每天都要抓着我们开队会，在他们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危机感’。”
王金禄口中的“危机感”正是支撑天津网球称霸国内网坛十余载的精神根源，“1979年四运会上，我们第一次露了头角，开始有人关注刘树华。我觉得那应该算是天津网球辉煌的起点。”
天津网球队1977年编入体工大队，综合水平大约在全国十名左右，前面的上海、北京、湖南实力最强，于是天津队将他们作为赶超目标。虽然训练还是“苦”字当先，但日子毕竟一点点好了起来，“我们终于有吃饭的食堂了，也有睡觉的宿舍了。”远离“流浪”的幸福感让他们更加铆足了劲儿训练，唐家瑛和王金禄兼职电工，将挡网一片片焊起来，张大陆则亲自领着刘树华扒地，“到后来我们竟然有了五片训练场，真叫‘鸟枪换炮’了。”
纵横无敌手
四运会时，1962年出生的刘树华只有17岁，和他的师傅唐家瑛初次接触网球的岁数一样，但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小有名气了。“我记得网球比赛被放在了合肥，我与队友倪长虹、王金禄、高滨组成男队，团体赢了四川、八一、云南和广东队，拿到铜牌；双打我和倪师哥配对拿了银牌。”
刘树华开始有了一些打国际比赛的机会，四运会后他即刻赶赴欧洲参加了一项青少年赛事并摘得冠军。次年他亮相香港国际青少年分龄赛，囊括了18岁组单、双打冠军，震惊港媒。同年底出战哥斯达黎加世界青年团体赛，夺得咖啡杯团体冠军。其后戴维斯杯、亚洲杯、亚运会悉数参加，战功赫赫。
1981-1985年间，刘树华、倪长虹组合几乎包揽了全国甲级网球单项赛和硬地比赛的所有男双冠军，刘树华本人也逐渐具备了单打冠军的实力。至此，真正属于天津网球的时代到来了。
1983年9月，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对天津体育来说，这是一届“滑铁卢”式的盛会，因为他们一共只拿到五块金牌，状况惨淡。但对天津网球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贡献了五枚金牌中的两枚。
男子团体冠军、男单金牌和铜牌，天津网球来到全国之巅！对这段历史，原天津市体育局局长仇涌记忆深刻，“当时我正在市委教委工委任副书记，分管组织干部和体育。1983年，白桦同志推荐我加入天津代表队，任副团长。我记得代表团回来的时候，李瑞环市长亲自来火车站接见，他说了一句话：‘此次全运会，天津体育可谓：一片黯淡，两点曙光’。两点曙光说的就是拿到三块金牌的游泳和拿到两块金牌的网球项目。”
五运会的故事刘树华本人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他的恩师唐家瑛却怎么也忘不了，“网球决赛定在9月份，但4月份就已经开始了预赛。此前刘树华刚刚拿了加法尔杯，赢下实力远胜自己的印度职业高手梅侬(ATP排名前100位)，并得到了万里副总理的接见，可以说心气正高。预赛遇到湖南队，刘树华对上赵志强，倪长虹对上张帆，原以为是胜定的局面。”
刘树华没有想过输球，张帆也打得不怎么起劲——要是赵志强输了，他的比赛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双打拿下天津几无可能。谁知状态神勇的赵志强竟然拼下了刘树华，局势立刻逆转，“树华刚下场就哭了，我说，哭什么哭，决赛赢下来不就行了？”
五个月后的团体决赛，果然再次对上湖南队，这次刘树华毫不客气，第一盘6﹕0，第二盘又连下三局，交换场地时赵志强正巧经过临场指导的张大陆身边，忍不住小声抱怨了句：“大刘也太不给面子了。”之后的双打同样没有悬念，大比分2﹕1，天津队终于夺得全运会网球男团冠军！
球馆换铁路
“我觉得五运会算是一个坎吧，跨过了这道坎就再无艰难。”唐家瑛教练说，“一直到树华退役前，他在国内始终是没有对手的。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言，是殊为不易的。”
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刘树华代表中国出战，摘得团体、单打和双打三枚铜牌。1984年，以张大陆为教练，刘树华为主力的中国国家队在昆明戴维斯杯东方区比赛中战胜亚洲霸主韩国队，一举提升了我国网球的国际地位。1986年汉城亚运会，他和队员勇夺团体、双打两枚银牌和一枚单打铜牌。1990年北京亚运会，刘树华终于站上亚洲之巅，而中国网球队3金3银1铜的战绩也是迄今为止的最佳纪录。
天津网球在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项运动在沽城的风行。他们也开始渐渐尝试向国外取经，由于天津和墨尔本是友好城市，1984年，唐家瑛带着倪长虹等队员来到澳大利亚集训，受益匪浅。自此之后，国外集训、拉练成了天津网球队的传统。
另一方面，训练条件和设施也在成绩的刺激下逐渐好转。1985年，天津第一座室内网球馆建成，至今它仍作为天津男网的训练基地被使用。说起它同样有个故事，1983年，天津为发展经济，有意修建一条铁路，始自李七庄，至大港为终。李港铁路的客运承担了两地旅客的运输任务，同时亦可将大港油田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到全国各地，战略意义非凡。
然而，随着1990年一代巨星刘树华退役，天津网球后继乏人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其后陷入了短暂的低潮，六运会和七运会均表现一般。对此唐家瑛教练分析说：“现在的全国网球赛，团体赛中的男单和男双必须上三人以上，不能重复报名。但在30年前却是允许的，所以刘树华和倪长虹两位实力最强的队员分别出战单打，完后再继续配合双打，一定程度上说这减少了年轻队员出场的机会。同时网球的市场化程度偏低，不止天津，全国各省市对于网球后备梯队的建设均不甚系统。”
改革似乎迫在眉睫。但举国体制大前提下的竞技体育运动，要改革又谈何容易？即便要改，从何“改”起？
改革闯出新天地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网球男队以全新的阵容出战，潘兵、夏嘉平等小将扛起大梁，老队员大多调整出队，而唯独保留了老将刘树华。对此，刘树华的恩师张大陆解释说：“树华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从不偷懒，训练场上有股狠劲儿，带动了小队员的成长，这也是60年代这批孩子普遍的优良品质。而从70年代生人开始，渐渐地有些缺乏精神领袖，找不到主心骨，也就从这时起，天津队出现了一些断层。”
但现实的局面无比残酷，重视梯队建设刻不容缓。而在体工队里，所有人一起吃“大锅饭”，很难将重点项目的‘优势’真正体现出来。仇涌说：“老的体制内，管理往往是多头的：运动队——归体工队管；场馆——网球队自己说了不算，想用的时候用不了；网球队只能管一线队；二线队归由体校管；三、四线队伍则归属于各个业余体校。这样一来，网球队无法形成自上而下的技术风格，也很难促进竞争。”
事实证明，天津市网球中心的成立对后来的天津网球——甚至中国网球的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从运动规律上来说，我们认为纵向管理比较好，包括四线队伍的统一建设、场馆的自主化使用以及更自由的参赛安排。”自此，天津市网球中心一夜间有了自主权——自负盈亏的一面是当下的窘困，而另一面却是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无限可能。今日的天津网球能够做到后继有人，其理由概莫如是。
专业运动队市场化，这在今日看来再寻常不过，哪怕省市训练局与民营俱乐部合作也不是什么新闻，但在17年前发生却莫过于天方夜谭。仇涌回忆说：“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个引发争议的改革，因为将单项专业队伍从体工队里脱离出来，这是没有先例的。脱离后怎么办？一夜间你没了食堂，没了宿舍，没了后勤保障，你吃什么？住哪里？到哪儿训练？”
创新是基石
体制的脱胎换骨很快就迎来了喜人的成效，最显著的变化来自于精神层面，朝气蓬勃的奋斗精神复又归来，更可宝贵的竞争意识成为网球中心的“主旋律”。
张伟是我国优秀的教练员、裁判员，现在天津市网球中心办公室担任管理工作。1988年他从羽毛球队来到网球队，亲眼目睹了1994年那一次惊天动地的变革。从体工队脱离后，他成为第一任天津女队主教练，后来又陆续担任过天津男队一队教练和二线队主教练，并短期任过国家集训队教练组组长。
“刚开始不理解的人很多，但更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搞，一方面是成绩必须上去，另一方面人才问题、资金问题、训练问题⋯⋯这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关键时候，刘树华显现出他作为一名管理者的能力和气魄，他将所有的教练、队员团结到一处，最大可能地将纵向管理的合力优势体现出来，避免资源的无谓浪费。自上任的第一天起，除了必要的工作会议，刘树华几乎天天到训练场，和队员们吃住在一起，言传身教，夏天的时候甚至和小队员们一起训练。这个传统他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另一方面，重视梯队建设的同时绝不固步自封，“只要你够好，谁来都欢迎。”于是天津队引进了来自大连的孙鹏，来自湖南的彭帅和袁梦⋯⋯当年亲手操办引进彭帅事宜的正是张伟，他回忆说：“彭帅是和她的舅舅张帆一起引进天津队的，我们既要保证球员的水平，更要保证教练员的水平。”
“引进来”的同时自然是“送出去”。1994年王金禄担任改制后的第一任天津网球男队主教练，那时他只有36岁。“少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国门，赴外取经。1994年，王金禄带着4位队员来到德国，“当时德国网球正是鼎盛时期，贝克尔、格拉夫影响力巨大，加上德国网协积极地输出网球理念，于是我们去到了德国萨尔州。”
“过去后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大运动量，什么叫做职业网球。”王金禄回忆说，为了提高中国球员的水平，德国方面特地请了一位最富盛名的高水平老教练帮助他们，“刚开始我们的男子队员和萨尔州一个小城市的女子队打比赛，整场球下来一局都赢不了，这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练了两个月，她们想赢我们一局反倒很难了。”
在当地的一次青少年比赛中，天津队的年轻队员们一举包揽前四名，引起德国媒体的巨大轰动，这也更坚定了天津网球不断“走出去”的决心。王金禄说：“临走时德国老头特地找到我，将他整理的厚厚的一摞训练资料送给我，他说他这辈子从来都不会送给别人训练资料——除了我们，‘因为中国的孩子们实在是太棒了。’”
训练之外，天津市网球中心在市场化层面的探索也从无中断，将男女运动员每天两次的训练时间拉开，留出一定的场馆黄金时间段对外营业，仅此一项每年也可带来200多万元的盈利，以此贴补运动员出国比赛的巨大开销。
一年六十冠
变革之快始料未及，而收获之快更是迅雷不及掩耳，仅仅两年后的1996年，刘熠便代表天津队获得了第一个国际巡回赛冠军。其后国内外各大赛事冠军不断，及至现在，国内每个年度各年龄组的比赛，天津网球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管理的学问
天津网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冠军之队”。
与此同时，以刘树华为网球中心主任，唐家瑛统抓训练，王金禄主带男队，董岳森主带女队的管理模式逐渐形成。一套专属于天津网球的“管理哲学”伴随着队伍的不断成长越发完善。
对教练团队的“管理”以严厉著称。天津市网球中心要求一线队的每一位教练员必须签订“风险协议”，即当年必须带队取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否则将损失部分收入，这在全国是为第一例。同时明文规定教练员不准面对社会教球、陪打，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王金禄对此深有体会：“商品社会，想赚钱无可厚非，但必须要赚得其所。天津网球队的教练员从不对外教球，坚持至今，是源于他们对网球的炽热感情。不少年轻教练员尚在运动员编制，一个月的工资是1000多元，训练费也在1000元左右，这些钱远不如他们当陪练赚得多。但既然大家都愿意留下，自然有吸引他们的理由。”
吸引他们留下来的是天津网球52年的深厚底蕴，“你在社会上陪打，能体会鏖战胜利后的喜悦吗？能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吗？能和形影不离的兄弟姐妹每天窝在一起做你喜欢的事情吗？”
对运动员的“管理”以诱导为主。现任天津女子网球队主教练的董岳森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她们从内心里觉得，你是在用心带她们。如果你能让队员赢球，她就服你；如果常年出不了成绩，队员就会对你有所质疑。这是我们平日里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目前天津女网一线队共有五名教练员，每个人的分工不尽相同，比赛时有的出去收集资料，有的负责强化专项技术，而董岳森负责临场指挥，“我们格外强调团队精神，平日里不断向队员灌输职业化网球的思想，如果发现有不好的苗头，要立即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保证足够的高水平比赛是取得胜利的另一大“法宝”，目前天津女队每年能打20多个比赛，“每年10月的中网结束后，到第二年的1月份，是集训的最佳时机，其余时间以放出去参赛为主。”对于出国比赛，天津市网球中心出台了一个著名的“激励机制”，即“个人”加“集体”的经费支出模式，尽可能多地让队员们有比赛的机会。具体来说，队员提出参赛需求并由家庭自筹参赛费用，如果该站比赛成绩不错——比如打入了第三轮，那么网球队给予队员的奖励将与其参赛费用持平；如果成绩更进一步，那么奖励的数额将大大超过她的比赛经费。
对于四线梯队的竞争问题，董岳森直言不讳，“其实调整一二线队对教练员来说是非常谨慎的，在保证队伍竞争力的同时更要保护队员的心理，通常来说我们不会对某一个人进行调整，而是两三个人同时调整。像这次十一届全运会结束后半年，我们才逐步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唐家瑛介绍说：“天津网球的后备力量较强，这就导致队员的运动生涯相较于其他运动队来说会短一些，别人能打十年，天津队员只能打六七年，这是‘竞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但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时候很残酷。”
王钰、孙鹏、刘南楠等一众名将纷纷撞上了这堵略显残酷的“竞争墙”，对此刘树华解释道：“我们引进人才，也积极输送人才给其他省市。十一运会上海网球女队的四名主力队员中，有三位来自天津：刘菁、刘畅和张楠楠，另外像八一队的周晓也是如此。这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球员的自身利益，做球员打上球比什么都重要。”
辉煌在继续
用“人才济济”形容现在的天津队毫不为过，在王钰、孙鹏、谢颜泽相继离队，彭帅、张帅、徐一等主力没有出战的情况下。由刘少卓、段莹莹、胡悦悦和袁悦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小将组成的天津女队在2010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中强势夺魁，创造了天津女队在中国最高级别网球赛事中十连霸的伟业。与此同时，李缺席，但由常雨、欧阳博文、高鑫、李佳四位年轻小伙组成的天津男队也在该项赛事中称雄，最近十年中第六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2005年在南京举行的十运会上，天津网球取得了包括男单金牌、男团亚军、女单亚军、女双亚军在内的1金3银3铜的成绩。
四年后的十一运会，彭帅代表天津队出战，一人囊括女单、女双、混双和女团全部四个参赛项目的金牌，“大满贯”之举书写中国网球史上一幕最难以置信的传奇。与此同时，男团摘铜、男双夺银，整整105分的全运会积分前无古人。
2010年广州亚运会，彭帅、张帅搭档李娜、晏紫夺得女团金牌，彭帅再摘女单桂冠。
职业巡回赛上，天津队员同样表现不俗，小花张帅打入WTA前100位、彭帅在2011年澳网书写最佳战绩、李/王钰组合夺得2009年广州男网巡回赛男双亚军⋯⋯
一年时间，一支队伍究竟可以收获多少个冠军。天津网球队告诉我一个瞠目结舌的答案：60多个！是什么魔力让他们如此无敌于天下？或许贴在网球馆里的一张海报能够说明所有的问题：
“王金禄：冠军来自平时的每一份艰苦努力。
董岳森：注重过程，细节决定成功。”
后记
天津。几天前这里刚刚下了一场大雪，雪融时正是寒意料峭处，可小队员们红着脸庞，活力与朝气肆意奔放，她们说，等她们退役时，天津网球应该已经拿下了二十连冠。我说别吹牛，小姑娘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刘树华领着他的兄弟姐妹们站在斜阳西下的天津市网球中心训练馆门前，他的身后是创造过无数辉煌的地方。但他们告诉我，真正的辉煌还没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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