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球:国内的贵族运动? 李娜的影响不如CPI

来源:搜狐体育 编辑:物思羽lucky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12日 点击数:

  李娜的胜利,对中国网球运动和网球产业,意味着什么?

 

  李娜照耀下的中国网球

 

  6月24日,29岁的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简称“法网”)女单决赛中战胜斯齐亚沃尼,成为网球大满贯134年历史中,首位获得单打冠军的中国选手、亚洲选手。

 

  许多人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李娜,投向此前并未关注过的中国网球运动,乃至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国际顶级赛事,我们有俩

 

  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球管理中心竞赛部主任张东文介绍,目前世界上共有三大网球组织,分别是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国际男子网联(ATP)和国际女子网联(WTA)。三大组织有着各自的分工,搭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宝塔形竞赛体系。“我们最经常看到是ATP和WTA,因为世界上最好的男子和女子选手都是这两个协会的成员,但四大满贯赛事不属于ATP和WTA,而是隶属ITF。”

 

  刚刚结束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简称“温网”)是现代网球史上最早的比赛,创办于1877年。2011年的温网总奖金高达2300万美元,其中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奖金各为175万美元。此外,法网、澳网和美网的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奖金也在200万美元左右。

 

  “中网(即中国网球公开赛)属于ATP500和WTA顶级赛事,总共有670万美元的奖金,这个数字距离温网的2300万美元相去甚远,但也绝对是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上海大师赛是ATP1000,总奖金是450万美元。”张东文介绍说。

 

  但就在20年前,中国举办的网球赛事奖金还都在四位数徘徊。“那个时候打比赛的机会很少。我记得规格最高的一次是全国青少年运动会,那一次网球单打冠军的奖金有几千块钱,在当时就算是很多了。”前国家网球队员刘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网球竞赛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北京在2004年轰轰烈烈地推出了中网,并在2009年升级为WTA皇冠赛事。上海也于2009年将大师杯球赛晋级为ATP1000级别赛事,这是ATP世界巡回赛中等级最高的,全球仅在九座城市举行,亚洲范围内仅有上海这唯一一站。

 

  上海ATP1000大师赛刚刚公布了今年即将参赛的选手名单,其中世界排名前40的选手无一缺席: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穆雷、索德林……

 

  “这些国际顶级赛事的引入对中国的网球产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刘利告诉记者。网球是一个非常“追星”的市场。过去中国企业只能赞助一些国内球员,很难通过明星效应让国产品牌走出国门。但当中国引入了这些国际赛事,就给了更多中国企业一个露脸的机会。例如,李宁公司签下了扬科维奇和彭帅,安踏公司签下了郑洁,这对这些国内体育品牌都是很好的宣传。同时,国外的赞助商也对这两场赛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劳力士、奔驰、索爱等国际大品牌都是这两场比赛的合作伙伴。

 

  据刘利介绍,对中国专业球员来说,过去参加国外比赛的差旅成本是高昂的,但现在家门口就有了顶级赛事,就可以低成本地参加这些比赛。而对广大发烧友来说,这些赛事也是绝佳的学习机会,因为这些顶级赛事都强制要求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参赛。同时,有许多世界知名的网球学校和经纪公司也因为这些赛事而来到中国。例如世界顶级的尼克网球学校,就因为看到中网的举办来中国招生,让大批中国孩子可以去美国学习网球。

 

  李娜的影响不如CPI

 

  “让中国人手里的网球拍和外国人的一样”,这听上去是一件简单的事,但网球器材商们整整为之奋斗了30年。

 

  常文涛是世界第一网球品牌威尔胜(Wilson)的中国总代理,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器材市场,他只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据他介绍,当时全国只有厦门有3家网球器材工厂。早期的销售渠道也非常单一,都是国有体制占主导。全国的批发站点分为一级站、二级站和三级站,层层分销。网球拍销售面向的群体只有两个:网球专业队和领导干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东莞和深圳才陆续开了新的工厂。一些新的国产品牌进入人们的视野。常文涛自创的“豪迈”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外国品牌,即使是职业球员用的也基本上是石狮、航天等国产老牌子。“当时人们收入有限,再加上很多国际品牌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一些物美价廉的国产品牌卖得很好。1997年,我们就卖出了2万只球拍,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好成绩。”

 

  从2000年开始,中国网球器材市场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革命。不论是最早的“石狮”,还是后来居上的“豪迈”都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品牌开始涌现在中国的市场上。

 

  “我们和国际市场越来越接近了。现在中国网球器材市场的国外品牌所占比例超过了85%,如果单说球拍,这个比例还要更大。”常文涛介绍说,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二大网球器材市场,仅次于日本。许多国际品牌在中国的新品发布还会早于其他国家。“人们逐渐倾向购买国际品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人们对网球的认知度在提高。”常文涛说,“现在的发烧友对器材的了解程度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我们。学生和白领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支撑。反而专业球员在消费中的比例,变得微乎其微。”

 

  2001—2007年是中国网球器材销售一个突飞猛进的年代。“2007年,纯网球器材用品(不含服装和鞋子)和相关配件在中国的批发销售额大约是4亿元人民币,零售销售额差不多有8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90年代的时候,这个数字大约只有1000万元人民币。”常文涛笑着说。

 

  但据常文涛介绍,2007年至今,这个行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们去年的销售额比预期相距甚远,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白领,而这几年白领们的生活怎么样?薪水没怎么涨,投资股票,股市一路狂跌;买房,房价一路非理性暴涨,随之也带来了租房成本的上升。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的,如同‘蝴蝶效应’,白领们可支配的钱少了,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人来打球,就不可能有更高的频率打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李娜夺冠的那天晚上,许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网球拍要卖空了’,‘你要发财了’,但理性地来说,凡事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虽然我也很激动,但我知道单凭这一件事并不能对我们的销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作为器材销售商,我们的销售还是要看大的经济环境。白领们收入稳定了,官方和民间对这项运动重视了,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常文涛说。

 

  国外的民间运动,国内的贵族运动?

 

  从普及率来看,网球被全球人公认为世界第二大运动,仅次于足球。然而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几位受访者却异口同声地将网球定义为“中国的贵族运动”。

 

  按照2005年美国网球协会公布的数据,当时美国打网球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500万人。而按照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的统计结果,直到2009年,中国打网球的人数才只有1020万。也就是说,2005年网球在美国的普及率就已经达到了8%,而2009年在中国的普及率才只有0.7%。

 

  为什么网球在中国普及如此缓慢?

 

  张立武是北京水立方网球俱乐部的老板,在归国从商之前,他曾经在美国从事网球运动达七八年之久。“在美国,运动俱乐部一般都是综合型的,收费也不高。你一旦入会,缴纳一年大约两三千美金的年费,就可以自由使用俱乐部下的所有设施,包括篮球场、网球场、健身房、游泳池等。这样的经营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经营方收回成本,一方面也比较符合美国人的生活习惯。许多美国人在早上上班之前都会先去趟健身房,晚上下班以后再去球场打球,运动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现在在中国,网球还是一项比较贵族和高端的运动,有三分之一的室内网球顾客都是从高尔夫球场上“回流”过来的。

 

  北京目前已是全国室内网球场馆最多的城市,但一共也仅有三四十家,200多块场地。而且这些网球馆通常都设在大型企业或者高档酒店里,属于配套设施。因为如果单纯经营网球馆,投入大且回报慢:建设一个拥有两块场地的网球场需要一两千万的资金,平时每小时光电费就五六百块,维护场地的费用也很高。

 

  “拿水立方网球俱乐部来说,两块场地租金是一年100万,加上水电人工,大约共有140万。打球一小时收费260元,营业时间基本上是平时从下午5点到9点,周末从早上10点到下午9点。所以即使两块场地的使用率达到100%,一年除去奥园管委会在这里承办各种活动的时间,我们的收入也只有90多万,加上酒水消费,勉强做到收支平衡就不错了。”

 

  260元一小时的收费,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对经营方来说,却依然入不敷出。“现在中国喜欢网球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球员和器材十分熟悉,对一些流行的打法都倒背如流,却常常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得到很好的训练。”

 

  据张立武介绍,在美国四处可见免费的室外网球场。一个普通美国高中有五六块网球场地是很常见的事。街心公园、社区里,也都有网球场地。这让网球在美国成为了更大众化的运动。张立武建议,政府和社会应当多建设一些免费或者低收费的室外网球场。即使是最普通的土质场地也可以,维护成本也很低。

 

  但在网球管理中心竞赛部主任张东文看来,中国已经建设了许多场地,民间网球运动普及受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作制度。

 

  “20年前,全国的网球场屈指可数,而今,每年都有几百块球场在诞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也将室外网球场列入了小区的规划。在日本,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此每天4点一过,街心花园和球场上全是人,各个年龄段都有。但中国则不然,我们现在也建立了一些体育公园,但周一到周五几乎没有人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文明程度、思想观念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制度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就这么忙?”

 

  中国球员何时走向“自由”?

 

  提起四大满贯,许多人认为,只有世界最顶尖的职业选手才能进入这样的顶尖赛事。其实,四大满贯成立之初却是只对业余选手开放的比赛。拿温网来说,直到1968年才向职业球员开放,这导致拉沃等一流的国际球员因为“太职业”而一次次被温网拒之门外。

 

  直至今日,许多国际大牌网球明星都依然是“业余”的身份在参赛。唯一的区别是,如果是业余球员,就只能拿到部分奖金,只有登记在册的职业球员才能拿到全部奖金。

 

  “桑普拉斯在获得大满贯冠军的前一年还是业余球员的身份。这样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打得不够好,你就不需要将网球作为职业,而可以继续当你的医生或者律师。当你打得足够好了,你就可以选择登记成为职业球员。”刘利告诉记者,中国网球运动员并没有国外球员那么自由的选择权利。“我们过早地决定了职业生涯,进入职业队,从此,网球是我们唯一挣钱的方式,我们除了打球、当教练,没有别的选择,不论我们打得好还是不好。”

 

  国外选手的“自由”并不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上。每一位国际球星的背后,都有他精心选择、量身打造的的赞助商和训练团队。

 

  2005年以前,费德勒的团队就是他的家人,他带着自己的父母兄弟聊着家常,游山玩水,从瑞士一路挨个摘走了四大满贯的桂冠。这样的“家庭团队”在中国可是闻所未闻的。2005年,费德勒签约IMG公司,其中一大原因也是和IMG公司网球部副总古德西克私交甚好,彼此信任。古德西克几乎常年陪在费德勒身边,为他安排采访等日常细节。在费德勒的比赛场次,他总是会出现在球员包厢中,随时提供支持和帮助。由于古德西克的努力,费德勒的代言合约从Jura和瑞士国家银行这样的瑞士本土公司,拓展到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例如吉列、劳力士以及梅赛德斯·奔驰等。

 

  刘利无奈地告诉记者,“其实我过去也想参加大满贯比赛,但报名外围赛的时候网球中心就不同意,只能作罢。国家对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例如,选手必须要经过网球中心批准才能报名,出国比赛拿到的奖金,个人只能保留税后的35%,其余65%要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2009年,中国网球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球员们惊喜地得知,他们可以自由报名国际比赛,不再需要经过批准。12月,中国四名最顶尖、同时“条件成熟”的女子球员——李娜、郑洁、彭帅和晏紫成为第一批单飞运动员。她们脱离传统模式,获得自由计划自己网球职业的权利——可以自己制定时间表,选择教练和后援团队,只需将一年的赛事按周期上报,而且只用将奖金收益的 8%~12%上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张东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济决定意识,过去我们老一套的管理方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发展的限制。现在通过学习人家上百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缩短这个过程,这样做是对的。李娜问鼎法网,说明我们中国的体育正在改革和开放。我们开始知道,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要开放。我们网球的运动要想更高水平地发展,就必须要融入国际职业体育体系。今年李娜拿冠军,明天郑洁也可能拿冠军,后天彭帅也可能拿冠军。因为我们照着国际的方式来做了。”

 

  “当然,李娜只能证明我们对运动员培养的成功,如果把这个成功夸大到制度的变革,我认为还不到那个程度。制度是有传承的、有惯性的、有刚性的。它不可能通过某一件事就把制度改变。我们也愿意改变,我们也看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许多事情是需要形成社会合力的。例如现在有多少学校有网球场?有多少孩子有时间去选择文化艺术体育的爱好?我们需要有大的社会环境,才能谈得上下一步的变革。”张东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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